于学忠医生(于学忠资料图)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带着于凤至、赵一荻和3个子女及副官谭海、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顾问医生卡尔佛及其他随行人员等人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前往欧洲考察。在临走前，张学良将26万东北军中的17万，交由于学忠指挥，其用意不言而喻，即默认了于学忠在他走后代理职权。6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兼任天津市市长，同时，蒋介石安排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的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掌握了北平的军政事务。于学忠从张学良手中接过兵权，并得到国民政府的任命，权力与实力扩大，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方于是采取怀柔与威胁兼施之策，极尽软化拉拢之能事。一是日方利用在津的亲日分子对于学忠进行笼络，并以“取代张学良地位及支援军事装备”为口实，图谋收买于学忠。于学忠早已看穿了日方的阴谋诡计，他义正词严地对汉奸和亲日派说：“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没有谁能动摇我的心志！”一计不成，日方决定对于学忠采取暗杀手段，先后收买汉奸王玉珍、巫献廷、曲子才、石友三等人，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将于学忠杀害，但终因于学忠戒备森严，对敌特警惕百倍，最终一次次地破获与粉碎了暗杀的奸谋。1934年1月，蒋介石将张学良从国外召回，先后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等职务。1935年4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学忠被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以示笼络。1935年7月，何应钦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日方提出“罢免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撤离冀境”等要求。何应钦连日打电话给于学忠，又指派鲍文樾同于学忠通话，要于学忠辞去兼任的河北省主席之职。于学忠极其气愤，回复何应钦说：“除非我于某死去，一息尚存，绝不辞职！”何应钦碰壁向蒋介石请示，几天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文，将河北省府迁往保定。于学忠来到保定后不久，又接到国民政府令，让他率部开赴西安，担任川陕甘边区“剿总”总司令。至此，于学忠与东北军被挤出了华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事变当天，在前往西京招待所搜捕南京来陕的“要员”时，十七路军的士兵将于学忠误作南京来的大员，予以拘押，后从于学忠所披呢大衣绸里绣有“孝侯”两字，方晓得是于学忠。误会解除后，于学忠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发起“兵谏”是出于大义，用心良苦，当即打电报给时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的周从政及五十一军副军长牟中珩，命令他们将兰州的蒋系部队缴械，与西安遥相呼应，紧密配合。24日晚间，张学良召集会议，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他准备亲自陪蒋介石回南京之事，并向他们交待说：“我走后，关于东北军，听命于学忠。”25日午后，张学良送蒋登上飞机之前，又留下“手令”一纸，内称：“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即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于学忠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在重庆，有一天，于学忠与周从政、郎贯一等昔日同僚聊天，回首往事时，于学忠说：“对于放蒋回宁我始终持反对态度，我更不同意副司令亲自送蒋之举。”当谈至张学良先后两次向于学忠托军交权之事时，于学忠意味深长地说：“当年副座下野赴欧，把东北军交我带领，我是没有什么顾虑的。因为我敢和日本人拼个死活，对于亲日派何应钦和黄郛，我更有办法对付他们；然而，副座离陕送蒋，第二次将东北军交我带，我的感觉却不同了。宛似当初南宋岳飞元帅去临安，把岳家军交给牛皋一样。只可惜我于某又怎能比得上牛大将军呢?副座离陕之后，西安情势混乱而复杂。凭我和张家两代的关系，竟不能下榻于金家巷副司令官舍，无奈被迫借住于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的寓所。至于面对主战、主和两派以手枪相对的现实，我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真是痛心极了!”“七七事变”后，于学忠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于学忠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在苏鲁交界处与八路军合作。1944年3月，于学忠被蒋介石削去兵权，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闲职。解放战争期间，于学忠担任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他也基本不问政事。1949年，蒋介石指定一架飞机给于学忠全家，准备挟迫他去台湾。于学忠不从，他躲到乡间，拒不上机。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爱国将领受到信任和照顾，他曾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务。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结束了传奇而曲折的一生。

1933年7月一天晚上，随从副官巫献廷告诉时任天津市长于学忠：宅中的浴盆安好，请他入浴。他一入浴室，即发现副官神色有异，感觉隐藏刺客，立行退出。于学忠于1889年11月19日出生在辽宁旅顺，自幼随父亲在清军毅军军营中，先后以第一名成绩从毅军随营学堂、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毕业，从戎于北洋军直系和奉系。因忠诚爱国而又机警过人，素为吴佩孚、张作霖及张学良器重。东北“易职”后，先后任东北军第一军军长、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北省省长等职。1933年3月，热河失陷，张学良下野出国，东北部大部共十七万人交于学忠指挥，6月，于学忠兼任天津市市长。于学忠对日寇的种种引诱，一概置之不理。日本特务机关见拉拢不成，乃通过在津的汉奸白坚武和何庭流，用重金收买刺客。日本人收买曾任“胶东王”刘珍年参议的王玉珍，由他担任暗杀首领，组织十三个暴徒。于学忠每天在上午8时到省府，王玉珍侦知后，即布置暴徒在二马路到省府途中的各街口，谁知这一天于学忠因他故，提前了半小时赴省府，因而谋刺计划落空。保安队在二马路将埋伏的王玉珍等三人搜获，并收缴三支手枪、十二枚炸弹。暴徒供认后被秘密处决。1933年7月，日本人收买于学忠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第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施行暗杀。巫和傅商定，在于学忠入浴时动手。一天晚上，巫告诉于学忠：宅中的浴盆安好，请他入浴。这时，傅躲在大门口，准备接应。于学忠一入浴室，发现巫献廷神色有异，即行退出。不久，警卫排长报告：“有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在大门外找巫献廷谈话，这两人很可疑。”他联想到近日巫随其坐汽车，时露张惶模样，才恍然大悟。乃亲自审问巫：“傅鉴堂找你做什么？你要说实话！”巫的神色立变，惶恐坦承被日特收买暗杀图谋，卫兵从其身上搜出两支手枪，其中一支是日寇给其行刺用的。接着，于学忠赶到第五十一军军部，逮捕了傅鉴堂。刺客被处决。1933年8月，日本人收买原第五十一军的团长曲子才，他因吸毒被于学忠撤职。曲子才策划在于学忠的食物中下毒，他收买军副官处勤务兵袁启明，交袁白色毒药面两包，答应事成后给其三万元。而袁启明持此药自首，暗杀于学忠的阴谋再次未得逞，曲子才被处决。1935年6月，何应钦与日本天津司令长官梅津美省郎签订了“何梅协定”，于学忠被免职，第五十一军另调。1935年11月，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任西北剿总二路军司令。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于学忠率部参加。1937年4月，东北军调驻江苏淮阴附近，于学忠所部整编为两个师，即第一一三师、第一一四师。全面抗战爆发后，于学忠奉命率部前往山东担任海防。8月，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中旬，第五十一军进击青岛，摧毁一批日本企业，于25日退出青岛。1938年1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被处决后，于学忠接掌了山东军队的指挥大权，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日寇调集23万兵力企图攻打徐州，于学忠奉命率东北军第51军在淮河北岸100余里的防线上布防，以少于日寇数倍兵力的两个师，死守小蚌埠，血战临淮关。他们毙伤日寇9000余人，顽强阻止了日寇3个师团的进攻，为北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淮河抗战一结束，于学忠便奉命率疲劳之师火速增援台儿庄。他在智取韩庄，坚守防线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战斗中再立战功。1939年，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9月，鲁苏战区所属部队举行阅兵。时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日军的指使下收买汉奸刺客，准备在阅兵式上杀害于学忠，刺客埋伏在他阅兵必由之路上的一个拐角处的房顶上。上午10时许，他率卫队经过拐角时，刺客居高临下，从房顶上抛下一颗手榴弹，当场炸死一些卫兵，由于距离和角度不准确，于学忠幸免遇难。遇险后，于学忠说：“只要我于学忠不死，抗日是铁心了。”1942年8月19日，于学忠在山东莒县唐王山遭日伪军包围，他的右臂、右腿都被炸伤，阵地上敌人“活捉于学忠”的叫嚣不绝于耳，战斗从早晨直打到下午五点，于学忠死战不退，副官黄起军背起身负重伤的于学忠随部队一起杀出重围，于学忠幸免于难。1943年5月底，汉奸张步云带领日寇夜袭苏鲁战区总部，战斗中于学忠两臂再受枪伤。1944年3月，于学忠卸去苏鲁战区总司令之衔，调任重庆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于学忠于1949年初隐居四川乡里。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自1952年12月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在北京去世，享年75岁。致敬抗战传奇将军于学忠！

这个人可能是没文化而且看电视剧看多了，山东在七七事变之后，韩复榘跑了，接着是东北军两个军打回了山东，建立了鲁苏战区，开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并在鲁南建立了根据地，随后八路军115师一部分也挺近了山东，汇合了一部分山东八路军，随后延安派遣徐向前元帅由警卫护送到达了山东统一指挥两部分部队，并组成了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担任纵队司令员。但是此时八路军的情况是缺粮少弹，徐向前作为司令员到任当夜都没有饭吃，随后徐帅面见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提出坚决拥护于总司令，拥护东北军作为正规军坚持鲁苏敌后抗战，两军作为最可靠的友军互相支持，鉴于西安事变，两军有着传统友谊，于学忠顶住上层压力答应了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并建立根据地，由此彻底打开了山东抗战被动的局面。一直到41年后，东北军这两个军始终经历着日军四个师团，外加十万伪军的围剿，仍然对日军主动发起了十二次总攻，大小战斗一千多次，但是深处敌后，兵力日渐削弱，蒋介石达到了消耗东北军主力部队的目的，意图派遣李仙洲部接替东北军防线，于学忠不得已撤出山东战场，但是他把阵地交给了八路军并默许了一部分部队起义加入了八路军，然后撤出。从此山东敌后战场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是八路军在主导，在这个过程中，和四川，川军有什么关系？电视剧害人，影视剧更是胡编乱造，不读书容易飘飘然，迷惑了多少国人。#于学忠简介#

1937年2月2日，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家中突然冲进来一队东北军，带队的于文俊说了句：“老师，对不起！”然后举枪就打，身中数枪的王以哲当场死去。1月31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时，委托主持东北军军务的于学忠从兰州赶到西安。紧接着，在王以哲的病榻前，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率先发言：“无论战和，都须当机立断。和平撤退的条件已与顾祝同谈好，这样僵持下去后患无穷。”于学忠一听，也表态说主张和平解决，要打的话，他的部队远在兰州，一下子拉不过来。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也改变此前在渭南会议上支持东北军少壮派的态度，转而支持王以哲、于学忠的主张。由于东北军少壮派近期活动频繁，所以在会后送走于学忠等人后，何柱国又回到王以哲身边，表示了担心：“要是他们知道了今晚的决议，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王以哲不以为然的说： “怎么？难道他们敢杀人？”何柱国心神不定地说：“我看，咱俩是不是搬到新城杨主任那儿避一避。”王以哲拒绝说：“笑话！我堂堂一个军长，我不信，他们吃了豹子胆，敢在我王以哲头上动土。”何柱国无奈地背转过身，独自走出了王以哲的公馆。这些天，他一直在同少壮派打交道，知道那些人一旦发狂，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不能不小心提防。当夜，何柱国便搬进了杨虎城公馆。何柱国的预感没有错，当得知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主和后，在东北军少壮派们集中到了应德田、孙铭九同住的启新巷一号院内。在灯光下，三十多个少壮派军官们脸色阴沉，有人大声嚷道：“ 我们一再要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究竟安的是什么心！”还有人哭着说： “一和一撤，我们就再无希望见到副司令了！”“不行！东北军的前途不能断送在他们手上！谁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副司令，我们就杀掉谁！”“对！把王以哲、何柱国，还有于学忠，一起杀掉！”“不行，”有人表示反对，“渭南决议还得有人领头执行。于学忠是副司令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再说他不了解情况，是被王以哲、何柱国二人挟持的。我建议，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留下于学忠！”“对！对！”一时间，屋内人声鼎沸，有人甚至掏出枪来，啪地放到桌上。杀王以哲、何柱国的决议很快得到通过，在场的少壮派军官开始拟定具体行动计划。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上面列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蒋斌、徐方等十几人。会议结束时，已经是1937年2月2日凌晨2点，一场影响重大的事变即将发生。2月2日上午，西安所有的城门紧闭，一队队带枪的队伍从街上疾步跑过，又有些汽车轰隆隆地开来开去，令人感到又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将会发生。第一个被杀的是王以哲，当他听见大门被哗地撞开，接着又有一声枪响之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将被子往妻子身上拉了拉，然后转脸向门口。孙铭九手下的连长于文俊率着一队士兵，一脚将门踹开，面向着想要撑起身来的王以哲。他曾做过王以哲的学生，此时，他将两手一拱，大声说：“军长，学生对不起你啦！”说罢，和身边的一名排长同时举枪，向王以哲连开数枪。几乎在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被枪杀。前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方和通讯处长蒋斌亦被开枪打死。蒋斌因在西安事变期间扣留了南京和西安之间的电讯，已经在押；徐方的罪名则是与南京秘密勾结。东北军少壮派们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但却未能如愿。孙铭九的汽车刚开到杨公馆门口，便见这里戒备森严。孙铭九咬咬牙，想率人冲进，却被警卫挡在门外，接着杨虎城出现在门口，将孙铭九及众人喝退。由于杨虎城的保护，何柱国幸免于难。后来他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上书“再生之德”四字。整个2月2日上午，西安都充满了紧张气氛。由少壮派指挥的士兵，手臂上缠着布章，持枪在市内来回巡行，不时有枪声和爆炸声响起。中午过后，气氛渐渐平静下来。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匆匆赶到新城大楼杨虎城的绥靖公署，一面责怨少壮派不予闻知，擅自闯祸，一面同在新城大楼内的于学忠研究应急措施。很快，孙铭九等少壮派就傻眼了，在前线带兵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群情激愤，他们一面派代表和对峙的中央军谈和，一面调集兵力准备回师西安，找少壮派算账，为被杀的王以哲等人报仇。孙铭九等人所所策动的“二二”事件，本意是为了救张学良出来，但实际上却将东北军置于自相仇杀的边缘。“二二”事件少壮派的三个主要人物，苗剑秋投到了军统头子戴笠门下，后来到了日本，应德田、孙铭九后来都在汪伪任职，成了汉奸，应德田任河南伪教育厅长，孙铭九任山东伪保安司令。他们后来所走的道路，令张学良感慨不已。

国内少有，省府院落80年不变。图一是1935年的甘肃省政府院落，大门右侧写着特派驻甘绥靖主任公署，门口有士兵把守，此时的省府主席是于学忠，他于1935年11月任甘肃省主席。图二是1941年的甘肃省政府院落，6年过去了，院落没有多大变化，只是门口多了两尊大石狮子，此时的省府主席是有着“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谷正伦，他于1940年12月1日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院落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建于明惠帝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四子朱楧的王府，即肃王府。到了清代这里是甘肃巡抚署、陕甘总督衙门，民国时为甘肃督军府、甘肃省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为甘肃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1991年，在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从友人口中听到于学忠的一些事情后，感慨地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啊。”于学忠被称为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不过他加入奉系却属于半路出家。于学忠的父亲于文孚，曾在淮军宋庆部下任营副。于学忠从小随父从营，18岁时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毕业后任排、连长。辛亥革命爆发后，毅军将领黎天才率领第9师起义，该师团长赵荣华却投靠了袁世凯，所部被改编为第18混成旅。赵荣华自幼失怙，是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为了报答于家，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1921年，川军熊克武攻打宜昌，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命令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吴佩孚乘舰到宜昌视察前线，发现只有于学忠指挥的一个营尚能与川军对峙。赵荣华得知吴佩孚来到前线，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战后，吴佩孚对赵荣华说：“这小子（指于学忠）不错，叫他跟我去当团长。”由于于学忠作战勇敢且个人操守也很好，所以吴佩孚对其是大力栽培，短短几年，于学忠便成为直军第9军军长兼荆襄警备区总司令。1926年7月，吴佩孚的联军被北伐军击败，他带着卫队逃至河南邓县去找于学忠，企图带着余部入川。于学忠对吴佩孚说：“大帅带重兵入川，恐怕会让人觉得喧宾夺主，不如只带卫队团，入川后尚能得到川军将领的欢迎和保护。大帅入川后，我也解甲归田，与大帅共进退。”吴佩孚听从了于学忠的建议，而于学忠也遵守承诺，脱下军衣、回蓬莱老家去了。不久后，冯玉祥的部队进入河南，收编直军，由于吴佩孚和冯玉祥恩怨极深，直军将领也不服冯玉祥，马廷福等人趁调防之机，将3个师的部队拖到安徽蒙城一带，然后派人到蓬莱于学忠家，力请他出山。当时的于学忠已经收到张作霖的邀请，张学良也派人带着亲笔信来到蓬莱，力邀于学忠赴北京洽谈合作问题，权衡再三后，于学忠决定投靠奉系，他对马廷福等人派来的代表说：“我们坐船就要坐大船，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张作霖在见到于学忠后，高兴地对他说：“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吴佩孚）的忠义，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很好了。”于学忠遂被任为奉系第20军军长，归3、4方面军团长张学良指挥。原来，张作霖与于学忠父亲于文孚仍是故交，张作霖曾在宋庆部下当差，与于文孚有共事之谊。吴佩孚兵败后，手下将领纷纷作鸟兽散，掌握重兵的于学忠却一直是忠心耿耿，对此张作霖也很是欣赏，加上又是故人之人，所以于学忠自加入奉系后，就受到重用。虽然投靠了奉系，但是对于老上司吴佩孚，于学忠一直没有忘，两人常有书信往来，后来吴佩孚携眷及随员数十人由四川回北平定居，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于学忠也常去吴家看望吴佩孚，并且是以下属见上级的姿态去的，吴佩孚晚年经常夸赞于学忠，表示没有看错人。对于于学忠这样一个“外来将领”，张学良却是极为信任的，晚年的他曾对人坦言，于学忠和王树常是他的左膀右臂。1933年3月，热河失陷，为了平息国人的愤怒，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下野并出国考察，在出国前，张学良把东北军的大部交给于学忠指挥，这个时候的于学忠，实际上已经成了东北军的二号人物。1936年12月，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学良：“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学忠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上飞机前，张学良写了一个手令，让于学忠代为指挥东北军，同时更是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张学良被幽禁后，于学忠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为此，他曾冒着被“撤职关押”的危险，4次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点名让于学忠担任重要职务，但都被他婉拒了，即使后来担任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他也坚持不拿工资。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是很高兴的，工作的热情也是很高的，至于为何不担任要职，其实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张学良被幽禁在台湾，作为张学良的亲信，于学忠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于学忠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解放后，于学忠曾请示周总理，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总理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于是通过法院，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晚年的于学忠，一直为不能和“少帅”张学良相见而伤感遗憾。

1937年2月2日上午，东北军卫士营连长于文俊带了十几个士兵来到王以哲家中，到了卧室后，于文俊说：“军长，对不起你了。”说完便开枪射击，连射十几枪，当场将王以哲打死。在王以哲被于文俊等人闯入家中杀害的同时，孙铭九派了一队士兵去何柱国家中，派去的士兵将何柱国家门口岗卫兵缴了械，换了自己的人在门口守望，其余的人埋伏在院子里，专等何柱国回来动手。已经预感到威胁的何柱国，2月1日晚上，住在杨虎城的新城公馆。2日中午，何柱国派人回家探看动静。去的人很机警，一到门前，看见门岗换了人，没有容守望的人到里边叫人，就飞速地回到新城向何柱国报告。这时何柱国已知王以哲被杀，便躲在杨公馆不出来。过了一会，孙铭九亲自带着人来到杨公馆，要抓出何柱国就地枪决。杨虎城站在门口挡住孙铭久，并大声斥责说：“你怎么能在我的屋里杀人！”说完，杨虎城马上集合卫士队，要缴孙铭九带来的人的枪械，由于杨虎城的亲自挡阻，相持了好一会才把孙铭久等人吓唬走。这场东北军少壮派针对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长何柱国等人的兵变，是在2月1日晚，由少壮派骨干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策划的，2月1日的深夜，西安街头便贴出了所谓“除奸”标语。孙铭九等人首先计划杀害王以哲、何柱国，其次是派武装在东城门截留奉杨虎城命到潼关签字的和谈代表李志刚，不许去和中央军议和；最后，再派兵包围从兰州回来的于学忠，逼迫于学忠主战，于学忠为人表面老实，平日与孙铭九等少壮派没有矛太大盾，加上张学良在送蒋氏夫妇去南京前，指定于学忠为东北军代理负责人，所以于学忠虽然也是主张主和，但是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胆子再大，却不敢对于学忠下手。2月1日，曾有一批少壮派军官向于学忠下跪磕头，痛哭流涕，要他营救张学良，主持战事，弄得于学忠没有办法，同一天，十七路军的主战派也一致向杨虎城请愿，孙铭九也跑来跪在杨虎城的面前不起来，哭请下命令打仗。杨虎城表示要尊重于学忠的意见，见软的不行，东北军少壮派们便决定用武力解决掉他们认为的主和派代表王以哲、何柱国等人。2月2日这天被杀的除王以哲外，还有徐方（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湖北人，少壮派认为他靠不住）、蒋斌（原西北“剿总”交通处长，福建人，平日亲蒋，储存的大批交通器材多是废品，还故意将双十二通电延迟发出，被发觉后，已被逮捕关押）和宋学礼（王以哲的副官长）三人。王以哲等被杀的当天下午，少壮派军官邓玉琢（徐方被杀后，邓代为参谋处长）起草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给杨虎城、于学忠，要求两人签发。同时，东北军少壮派人用电话联系东北军前方将领，让他们准备出击。但是渭南高陵前方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刘多荃、缪澄流等人均不接电话，电话打了一夜没有打通。2月3日早晨，西安的少壮派们得到了让他们惊愕的消息，东北军前线部队已连夜自动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并且有刘多荃部队的一部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采取戒备，与此同时，中央军已向渭南开进。这个消息顿时使孙铭九等人惊慌失措。眼见捅出这么大的乱子，东北军少壮派骨干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乱作一团，三人商议后，在2月4日早上，提出三个解决的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出去。最终，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离开西安躲避，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东北军前线的高级将领因为王以哲被杀而义愤填膺，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派人诱杀了高福源西安事变后被张学良委任为105师旅长和于文俊，并将于文俊抓住后剖腹挖心，祭奠王以哲。刘多荃是西安事变中，临潼捉蒋的总指挥，他本是积极反蒋的，因为少壮派的鲁莽行动，让刘多荃倒向南京。“二二”事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在中央军未进入西安之前，十七路军原在西安的部队全部撤到三原，杨虎城也在二月六日离开西安到了三原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进入西安，9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入西安，并在高陵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谈，会上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刘多荃、缪澄流等人完全接受改编方案，同意前往苏北、皖北、豫南等地驻防，就这样东北军被分割使用，作为一个军事集团不复存在。#于学忠简介#

1964年，于学忠因患癌症住进北京医院。原在东北军工作的有关人员以及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都来看他。那时，于学忠时常回忆往事，所忆最深的是和张学良的友谊；交谈最多、最刻骨铭心的是他与张学良交往和张学良能否恢复自由。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临上飞机，将亲笔写下的手令交给了于学忠。这一手令原件，于学忠一直带在身上。这时，他躺在病床上多次叨念：“我最懊悔的是将此手令放在身上，被小偷偷去了。”同年8月，郭维城被任命为西南三线（成昆、贵昆、川黔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参与指挥修建西南三线。奉命奔赴西南之前，郭又专门到医院看了他。那时于学忠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但表现得非常坚强。他不悲观不伤感，对生死看得很轻。郭维城虽然尽量劝解和安慰他。但他对自己的病情非常清楚，接着，他谈起往事，说：“我打了一辈子仗，内战是不义之争，就不说了。最值得回顾的是抗日战争，这是关系民族独立的大事，最后我们终于胜利了，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就东北军来说，抗战中转战南北，与日寇在各地周旋，做出了很大贡献。六十七军沪淞抗战伤亡惨重，军长吴克仁殉国。四十九军在江西高安战役中打了胜仗，赢得荣誉。骑兵军转战千里，从晋北打到豫、皖。五十三军还远征异国，到国外抗日，都为赢得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就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及鲁苏战区的东北军来说，从坚守华北到苏、皖、豫、鄂的淮河、台儿庄、保卫武汉等战役，以及到山东敌后抗战，东北军官兵和日寇进行了多年浴血奋战，做出了很大牺性。也对得起为这支部队倾注了全部心血、寄予很大希望的张(学良）副司令。说到抗日，于学忠有些激动。他说：“抗日救国，靠蒋介石的一套不行。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就不主张抵抗，坚守华北是我一生最窝火的时期。日军占领东三省后，第二个进占目标就是华北，可是蒋介石不许与日寇对抗，要从外交方面解决。他的外交解决还不是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但在抗日问题上，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我是非争不可，这怎么能让步呢？！所以那时我没有听他们的。当时华北寇奸同谋，串通一气，对我无理取闹，威逼挑衅，阴谋暗杀，无所不用其极。我按张副司令交待，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但是不行，蒋介石不容我与日本人对抗，于是就派他的亲信何应钦、黄郛两位钦差大臣来到华北。他们都是亲日派，在抗日问题上除了屈辱求和还能有什么作为！结果和日本签订了那个《塘沽协定》，就快把华北主权卖光了。因为我和日本人在华北硬顶，日方不能容忍，又有碍蒋、何、黄向日方求和，到1935年，在日方的要求下，何应钦又与日本签订了个《何梅协定》，强行把我调出华北，西进甘陕。一前一后两个《协定》，都是卖国货色。所以我说抗日靠将介石的那一套不行。郭维城劝于好好养病：“我们一同等张汉公自由归来。”他非常理解郭的意思。看过于学忠之后，郭维城马上奉命赶赴西南。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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